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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阿Q正传》

《阿Q正传》简介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阿曼努拉汗的青年王子

 阿曼努拉汗(Amnollh Khan 1892~1960在世)阿富汗国王( 1919~1929在位 )。1892年6月1日,阿曼努拉出生于阿富汗的帕傅曼。在他刚到了就学的年龄,父亲哈比卜拉·汗就当上了阿富汗的国王。因此作为王子,他在宫廷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他自幼聪明灵利,深受国王的喜爱。他的父亲哈比布拉汗即位后热衷于欧美的物质文明,在宫廷内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改革,这使珂曼努拉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阿富汗启蒙思想家马赫茂德·贝格·塔吉尔对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使他成了一名坚定的青年阿富汗派成员。 1914年,阿曼努拉与塔吉尔的女儿苏菲娅结婚,这使他与塔吉尔的关系更近了二层。1919年2月,.他的父亲哈比卜拉·汗在狩猎时被人暗杀,这一事件在阿富汗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动荡。他的叔父纳什鲁拉·汗在国内一部分封建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在贾拉拉巴德自称为埃米尔(部落酋长,国王)。阿曼努拉虑到形势危急,如果默认这一事实,那就意味着阿富汗又要落在封建贵族和外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下,阿富汗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就会更漫长。因此,他决心把政权从封建保守势力手中夺回来。在塔吉尔的支持帮助下,阿曼努拉利用自己掌握首都喀布尔政权,控制国家金库、皇家军队总部和兵工厂的有利条件,在喀布尔也宣布自己为埃米尔,与纳什鲁拉政权针锋相对。为争取民心和军心,他宣布实施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治纲领,要求获得阿富汗的完全独立。此外,他还答应给军队官兵增加军饷和改善衣住的条件等,这些都赢得了人民和军队士兵的支持。驻扎在贾拉拉巴德的军队也举行了反对纳什鲁拉政权的起义,把纳什鲁拉逮捕押送到首都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封建贵族政权垮台了。

1921年2月28日,阿曼努拉·汗正式登上了王位。阿曼努拉·汗即位后,决心继续实施青年阿富汗派纲领,带领阿富汗人民同西方世界共同前进。在加冕演说中,他宣布要使阿富汗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获得完全的独立。他指出:“阿富汗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必须享有其他主权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权利。”3月1日,他在致英印总督的信中建议同英国缔结平等互惠条约,遭到了英印政府的拒绝。4月7日,他写信给列宁,建议阿、苏两国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阿曼努拉·汗还积极支持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谴责英国实施罗拉特法案和制造阿姆利则惨案的罪行。

西庇阿的大西庇阿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出身于西庇阿家族,该家族是古罗马著名贵族氏族科尔内利乌斯氏族的一个支系。他的祖先中有好几位担任过执政官职务。他的曾祖父,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大胡子”)是前280年的贵族监察官。科尔内利乌斯氏族是古罗马六个最显赫的贵族氏族之一(其它五个是朱利乌斯氏族,费边氏族,埃米利乌斯氏族,克劳狄氏族和瓦莱里乌斯氏族),而在大西庇阿生活的时代,西庇阿家族正处于其权势的颠峰,是科尔内利乌斯氏族中最有力的分支。

大西庇阿是前218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长子,与父亲同名。他的母亲庞波尼娅出身于罗马的一个著名平民氏族,可能属于骑士等级。他有一个弟弟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征服亚洲的”)也是罗马的著名将领。关于大西庇阿出生家庭的其它情况,人们知道的很少。 大西庇阿很早就卷入了罗马的军事活动。当时罗马与迦太基的斗争正达到最高潮(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军侵入了意大利本土。前218年,年轻的西庇阿在提基努斯河战役中第一次参加战斗。这次战役中罗马军的指挥官是西庇阿的父亲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迦太基军的指挥官是汉尼拔。结果罗马人被击败,按照传统说法,西庇阿救了他父亲一命。接下来西庇阿又参加了特雷比亚战役(前218年)。前216年,西庇阿在关键的坎尼会战中担任军团长。坎尼会战的结果是罗马人再次遭到惨败,他们的统帅、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阵亡。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女儿埃米利娅·保拉后来成为西庇阿之妻。

坎尼会战之后,以卢基乌斯·卡埃基利乌斯·梅特鲁斯为首的一些贵族青年对形势感到悲观失望,企图逃离罗马。西庇阿作出惊人的举动:他召集支持者手持武器闯入这些青年的集会场所,胁迫他们发誓决不背叛罗马,并继续为罗马服役。这次事件可能对元老院也产生了振动。由于在与汉尼拔的战斗中已经损失了五分之一的成年公民(仅坎尼一役的损失就可能高达70000人),罗马人心动摇,主张向敌人让步者大有人在。但最终,元老院中的主要势力都坚持继续对迦太基作战,主张与迦太基妥协者没有产生任何重要影响。

前212年,西庇阿宣布竞选市政官。由于他未达到法定年龄(担任市政官者自动成为元老,而元老要求年满30岁),保民官否决了他的竞选资格。但此时的西庇阿已因其勇敢和爱国名声大噪,支持者众多,遂以毫无异议的票数当选。保民官最后也收回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就这样,西庇阿在24岁时成为市政官,进入了罗马的晋升体系。 前211年西庇阿失去了两个亲人:他的父亲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和叔叔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卡尔弗斯。他们在西班牙作战时,双双死于与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尔·巴卡的战役。第二年,西庇阿主动请缨要求指挥即将派往西班牙的新的罗马军队。尽管年轻,西庇阿凭借高贵的举止和充满激情的语言说服了元老院和民众,成功地当选为派往伊比利亚半岛的资深执政官。按照李维的说法,当时实际上只有西庇阿一个人谋求这个职务;其他人认为前往西班牙作战无异于送死。在西庇阿于前210年抵达西班牙时,整个埃布罗河以南的地区已经全被迦太基控制。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将领是汉尼拔的两个弟弟哈斯德鲁巴尔·巴卡和马戈·巴卡,以及哈斯德鲁巴尔·吉斯科。这三人无法协调一致,从而使罗马人可能从中获利。

西庇阿在埃布罗河河口处登陆,并立即发动奇袭攻取了迦太基人在当地的一个基地新迦太基(今卡塔赫纳),获取了大批战略物资,包括城外的巨大银矿。由于约束军队、善待俘虏、释放被迦太基人囚禁在新迦太基城内的当地人质等措施,他成功地给当地人留下了“罗马人是解放者”的印象。西庇阿手下的士兵抓到了一名美丽的女子,并把她献给他们的指挥官;但西庇阿得知这名女子已经与一个凯尔特人酋长订婚后,就立刻释放了她,没有伤害她的贞洁。显然,西庇阿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使西班牙居民支持罗马,反对迦太基。因为罗马与迦太基的主战场在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仍处于绝对优势),西庇阿不可能指望从罗马获得足够增援;因此他与当地人民建立良好关系是十分明智的决策。例如,那名被他释放的妇女的未婚夫就率领他的部落来帮助罗马人。

前209年西庇阿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大会战,成功地把哈斯德鲁巴尔·巴卡从他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的过冬地拜伦赶走。在战斗前西庇阿很担心马戈·巴卡和吉斯科会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场,那样的话迦太基人会很轻易地对数量上居于劣势的罗马人形成合围。因此西庇阿的策略是迅速击溃三个敌人中的一个,以为他进行机动应付另两个敌人制造空间。双方的步兵几乎不分高下,但西庇阿隐藏了一支骑兵预备队。当这支骑兵被投入使用后,哈斯德鲁巴尔的防线崩溃了。尽管获胜,西庇阿没能对哈斯德鲁巴尔进行有效的追击,以阻止这支军队开往意大利支援汉尼拔。后来哈斯德鲁巴尔成功地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但在梅陶罗河战役中被罗马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尼禄击败(前207年)。

在以武力制服了一些不顺从的西班牙部落领袖后,西庇阿于前206年在伊利帕战役(发生于今塞维利亚附近)中对迦太基人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之后,迦太基人终于被迫放弃他们经营了多年的西班牙。

在征服西班牙之后,西庇阿开始为进军非洲作准备。他先后遣使和亲自前往努米底亚,希望说服其统治者与罗马结盟。努米底亚对迦太基来说至关重要,该地区提供了迦太基的绝大部分雇佣兵。在坎尼会战中,努米底亚骑兵给罗马人留下了可怕的回忆。西庇阿成功地取得了东努米底亚王子马西尼萨的支持,而西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则成为迦太基的同盟者。

在从非洲返回西班牙时,西庇阿的军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叛变,很快就被平息。在攻克迦太基人最后的据点加的斯、肃清西班牙西南部之后,西庇阿于前206年返回罗马。

西庇阿在西班牙时期部分改良了罗马的军事艺术。他赋予步兵军团下的大队以更高独立性和灵活性,并改进武器(使用西班牙式样的剑)。 前206年西庇阿返回罗马,不久当选为前205年的执政官。此时西庇阿仅有31岁,还没有达到出任执政官者所需的法定年龄(对于贵族,这一下限是40岁)。西庇阿立刻开始鼓吹进军非洲攻击迦太基本部的计划。但是,元老院的许多成员(包括费边)拒绝他的计划。这些人有的是嫉妒他的成就,有的则是出于谨小慎微,因为当时汉尼拔仍在意大利境内,而马戈·巴卡看来正准备支援汉尼拔。最终元老院只允许西庇阿去西西里,在那里他可以自行选择时机渡海进攻北非。西庇阿于是出镇西西里;他没能从元老院得到一兵一卒,但他获得了在西西里招募志愿军的权力。不久他就组建并训练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志愿兵队伍。

由于实战经验,西庇阿认识到迦太基人的骑兵对罗马步兵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努米底亚骑兵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对庞大的罗马军团产生了显著的牵制作用。而罗马人的骑兵相对薄弱,而且很多是来自不可靠的意大利盟邦,或者是一些仅仅为了显示经济地位而参加骑兵队伍的所谓骑士阶级。于是西庇阿着手建立一支自己的骑兵,这支骑兵主要由西西里人组成;西庇阿几乎是用强迫的方法让西西里居民服役,从而为非洲战役作好了准备。

罗马元老院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西西里考察西庇阿的备战情况,发现他已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团和舰队。西庇阿向元老院施压要求渡海进攻非洲,但元老院中的保守派,以费边为代表,继续反对他的计划。费边对汉尼拔的威力仍然担忧不已,并视任何针对迦太基本部的军事行动为徒劳的冒险。也有一些守旧的元老由于西庇阿沉浸于希腊文化而憎恶他。在当时的罗马,西庇阿是个显著的新颖人物。他不喜欢罗马人严肃简朴的传统,而对希腊世界的艺术、哲学和奢华的生活方式非常着迷。西庇阿在前205年将对基伯勒女神的崇拜从亚洲的弗里吉亚引入罗马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对他的怀疑。最终元老院允许西庇阿为罗马的利益渡海入侵非洲,但不给他任何军事和财政支持。

前204年西庇阿终于率军渡海前往非洲。罗马军队大约有25000人,分乘50条船从西西里南端港口利吕贝乌姆出发,顺利地在迦太基西北部大城乌提卡附近登陆,并得到马西尼萨及时的支持。但迦太基人已通过联姻的方式确保了与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同盟关系,后者的进军迫使西庇阿放弃围攻乌提卡并后撤;罗马人撤退到海岸线附近,在一个小半岛上建立营地过冬。第二年西庇阿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次他采用了偷袭和火攻的方法。罗马人纵火焚烧迦太基与努米底亚联军的营地,营中的士兵四散奔逃,结果在混乱的情况下被罗马军队消灭。这次战斗给迦太基人带来了极惨重的损失。在战斗结束后,西庇阿立即派遣他的两名副将拉埃利乌斯和马西尼萨去追击西法克斯,以绝后患。最后,西法克斯被打败,亲罗马的马西尼萨获得了对努米底亚的统治权。迦太基人长期以来依靠努米底亚地区勇猛的骑兵,现在他们被迫面对一个支持罗马、敌视迦太基的努米底亚了。

罗马地图上的迦太基扎马战役:在西庇阿取得了辉煌胜利之后,迦太基统治集团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企图通过外交手段与罗马人媾和。但同时,汉尼拔和他的大军也被召回非洲。随着汉尼拔的抵达,迦太基的主战派占据了优势,他们中断了与罗马的谈判并重新开战。关于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存在许多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跟随汉尼拔返回非洲的军队大多由被迫服役的意大利人组成,而他最有战斗力的老兵已在与罗马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另一些人则认为此时汉尼拔仍拥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

无论如何,在扎马战役展开时,汉尼拔有58000名步兵、6000名骑兵和80头战象。西庇阿只有34000名步兵,但他在骑兵兵力上占有优势(8700人)。前202年10月19日,两位伟大的统帅在迦太基城与乌提卡之间的一片平原上相遇了,这就是军事史上著名的扎马会战。

汉尼拔把步兵进行标准的三线布置,第一列是轻装步兵,其后两列是重装步兵,而战象又位于步兵前面。他的战术很简单:用战象的冲击力在罗马人的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用得到骑兵支援的步兵插入这个缺口。

相对的,西庇阿改进了罗马传统的布阵法(投枪兵,主力兵和老兵分三列依次布置,每横列有10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有2个百人队),他把每一列中的各个大队都与另一列中的那些大队前后对齐,结果在步兵阵形中留出了让敌方战象通过的距离。他把拉埃利乌斯率领的西西里骑兵部署在左翼,马西尼萨的努米底亚骑兵部署于右翼。

西庇阿的布阵方法破坏了汉尼拔的计划。当迦太基战象发起冲锋时,它们冲进了罗马人队伍中事先留好的那些空隙,不仅没有杀伤罗马士兵,而且还没能打乱他们的阵形。据记载,西庇阿还想出了其它对付战象的办法:罗马军队中有一些人带着喇叭,当战象冲过来时他们就用力吹起来,把许多大象吓得惊慌失措乃至发狂。冲入敌阵的大象又被步兵的利刃刺伤。尽管如此,战象还是给罗马的步兵队伍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由马西尼萨和拉埃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骑兵则在与迦太基骑兵的交锋中占了优势,并将对手赶出战场,于是汉尼拔的步兵无望再获得骑兵的支援。罗马骑兵继续追击溃散的迦太基骑兵,这样只剩下双方的步兵留在战场上进行拼杀。战斗极其血腥,没有一方能占据明显优势。当罗马人奋力冲破迦太基阵形中的前两列之后,他们合并成一条横向阵线向汉尼拔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队冲去,却被那些强力的老兵挡住了。战斗一时陷入僵持,但及时返回战场的罗马骑兵最终决定了一切。罗马骑兵从后方猛烈冲击了汉尼拔的军队,后者随即崩溃。

扎马战役的结果标志着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迦太基的大多数领袖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已无力再战,遂决定向罗马求和。据说当一名迦太基元老仍然在元老院中主张与罗马作战时,汉尼拔毫不客气地把他从讲台上拽了下来。另一方面,一些强硬的罗马人物,以老加图为代表,主张彻底毁灭迦太基,要求西庇阿把迦太基夷为平地。但是,西庇阿却对迦太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只以一个苛刻的条约(按此条约,迦太基几乎完全被解除武装,并支付巨额赔款,未得罗马同意不得向他国宣战)结束了战争。而且,按照西庇阿的意愿,汉尼拔实际成为迦太基的政治首脑。与他对敌人的仁慈相反,西庇阿对意大利人中的叛徒十分残酷:来自拉丁城市的人被斩首,若是罗马人则会在十字架上钉死。 (征服非洲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西庇阿返回罗马之后获得了一次盛大的凯旋式并被赠予“征服非洲的”(AFRICANVS)的称号。他拒绝被给予其它更高的荣誉(曾有一些西庇阿的支持者甚至提出授予他终身执政官或独裁官职位)。前199年西庇阿当选为监察官。在从监察官职位卸任后,他在许多年里都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直到前194年第二次出任执政官。

前193年西庇阿与其他几名代表一起前往非洲,试图调解正在扩张中的马西尼萨与业已衰落的迦太基之间的尖锐矛盾。由于罗马人明显偏向马西尼萨,这次调解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前191年,罗马与东方最强大的希腊化国家塞琉古帝国爆发战争。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侵入巴尔干,然而罗马人的扩张意图也起了决定作用。在安条克三世被赶出希腊后,罗马元老院决心派遣远征军入侵位于亚洲的塞琉古帝国本土。大西庇阿的弟弟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被元老院任命为罗马军队的指挥官,而大西庇阿与他同行(作这种安排的原因是,西庇阿刚于前194年的执政官职位卸任,尚未达到再次出任执政官的时间间隔)。很有可能,真正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是大西庇阿。前190年,罗马军队在马格尼西亚(位于小亚细亚)彻底打败了安条克三世。大西庇阿由于生病没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在返回罗马后,他的弟弟卢基乌斯获得了“征服亚洲的”的称号。 西庇阿对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偏爱以及他个人性格上的某些缺点给他竖立了不少政敌。老加图是西庇阿的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加图以严厉和简朴著称,他认为西庇阿追求浮华并对其十分厌恶。当西庇阿兄弟结束了与安条克三世的战争返回罗马后,西庇阿的敌人们找到了打击他的把柄。表面上,打击行动是针对大西庇阿的弟弟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前187年,保民官指控卢基乌斯挪用了安条克三世偿付罗马的赔款。西庇阿不得不出面为弟弟进行辩护,尽管他知道政敌们真正的目标是他本人。西庇阿在法庭上质问,为何保民官如此关注3000塔兰特黄金的去向,而不关注已经进入国库的15000塔兰特;他是在暗示,罗马能获得赔款一事本身就是卢基乌斯的功劳。这种高调的举动弄得法官们不知所措,于是这次审判不了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了结,这问题接连纠缠了西庇阿兄弟好几年(实际上,大西庇阿去世后卢基乌斯终于被定罪,被课以罚款并险些坐牢)。前185年,西庇阿本人遭到指控,他被控在战争期间接受了安条克三世的贿赂。这事一直被闹到公民大会。根据记载,西庇阿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完全不提审判本身,而是向民众强调他对罗马的贡献,尤其提醒民众注意审判他的这天正是他在扎马战役中战胜汉尼拔的日子。结果他成功地在人民中引起了一场支持他的狂热,许多人,包括一些法官都簇拥到他身旁,一直跟着他到卡皮托里山(罗马七丘中的一座,朱庇特神庙位于其上)上去了。他们在那里举行祭典并向神祈祷给予罗马更多像大西庇阿这样的杰出统帅。于是西庇阿利用自己的个人威望摆脱了审判。虽然后来又有好几次审判他的企图,但都被他未来的女婿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老格拉古)巧妙地给阻止了。老格拉古的儿子、大西庇阿的外孙提比略·格拉古是古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西庇阿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精力明显衰退。他决定隐居,于是离开罗马到利特尔卢姆(在坎帕尼亚)自家的庄园去居住。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大西庇阿可能去世于前183年9月。他的确切去世日期不详。李维最开始甚至说西庇阿死于前187年,后来发现了西庇阿在公民大会的演说才认为他的去世时间不可能早于前185年。波里比阿认为西庇阿死于前183年,这个年份被大多数现代学者所接受。很讽刺地,西庇阿的对手汉尼拔也死于这一年。

据记载西庇阿在遗言中要求不要把他葬在罗马,因此他的墓位于利特尔卢姆。 西庇阿在现代,对西庇阿进行完整评价是困难的,原因是关于他的大多数史料都失传了。西庇阿本人曾用希腊语写作回忆录,此书后来被焚毁。普鲁塔克写过有关西庇阿生涯的著作,但该文献也已失传。现在有关西庇阿的事迹主要依靠波里比阿和李维的著作,以及阿庇安的《罗马史》中的残存部分。

西庇阿是公认的军事天才之一,他的军事才能获得各个时期研究者的承认。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公元1~2世纪)曾记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和罗马将军西庇阿会面时的场景,足以证明他卓绝的军事才干:“两位一向闻名的将军,一个在意大利战场屡次得胜一个在西班牙战绩辉煌……两位统帅本人就达成和平条件会晤谈判。他们两长时间相对无言,一动不动,彼此流露出对对方的仰慕之情。由于没有达成和平协议,军号有吹响了。两人都证实,指挥作战不可能这样善于运筹帷幄,在作战中不可能如此斗志昂扬。大西庇阿公开这样讲,他指的是汉尼拔的军队;而汉尼拔讲的则是西庇阿的军队。另外他也非常有文化修养。西庇阿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众所周知,在他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学者。

在政治上,西庇阿是温和而保守的:他赞同在被罗马武力征服的地区建立附庸国而不是进行直接统治。这表明他代表的主要是依靠自然经济的奴隶主的利益。这使他遭到那些一心想建立新的行省以对海外进行搜刮的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反对。

然而,西庇阿通过第二次布匿战争获取的过大权力和个人威望也使他广受批评。这是西庇阿的政敌们攻击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担心他会建立独裁。西庇阿对罗马外交政策的过度影响,以及将军队“个人化”(使士兵忠于他们的指挥官)从长远看是危险的。现代研究者,如戴维·肖特在其著作《罗马共和的衰亡》中甚至认为,西庇阿为共和国后期那些权力完全不受约束的军阀(马略,苏拉等人)开了先河。 18世纪的英国作曲家亨德尔以西庇阿的事迹为题材谱写了歌剧《西庇阿》,其中的部分旋律后来成为英国皇家掷弹兵卫队的进行曲。

文艺复兴初期的大诗人彼特拉克写作了以西庇阿为主人公的拉丁文史诗《阿非利加》。此外,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画家(包括拉斐尔)也画过以西庇阿为题材的画作。

在统治时期,意大利拍摄了一部歌颂西庇阿的**:《征服非洲的西庇阿》。这部**在1937年的威尼斯**节上获得大奖。支持这部**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向民众鼓吹对非洲的扩张,在**拍完之后不久意大利就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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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斯万特·奥古斯特·阿累尼乌斯

斯万特·奥古斯特·阿累尼乌斯 (SvanteAugustArrhenius)瑞典物理化学家。1859年2月19日生于瑞乌普萨拉附近的维克城堡。电离理论的创立者。由于“他解释溶液中的元素是如何被电解分离的现象”,获得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

聪明,好学,精力旺盛,有时惹事生非

阿累尼乌斯生于瑞典,祖父是一个农民,父亲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总务主任。阿累尼乌斯3岁就开始识字,并学会了算术。父母并没有专门教他学什么,他是看哥哥写作业时逐渐学会了识字和计算。他的启蒙教育可以算得上“无师自通”了。6岁时就能够帮助父亲进行复杂的计算。

阿累尼乌斯聪明,好学,精力旺盛,有时候也惹事生非。在教会学校上小学时,就常惹老师生气。有一次他给同学们讲故事,竟过了上课时间,老师想要处罚他,又被他逃了过去。

进入中学后,阿累尼乌斯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特别喜欢物理和化学。聪明的人总喜欢多想一些为什么,遇到疑难的问题他从不放过,经常与同学们争论一番,有时候也和老师辩个高低。18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乌普萨拉大学。他选择了物理专业但仍然保持了对化学的兴趣。1878年他比通常期限提前斗年通过了候补博士学位的考试,被校方认为是奇才。阿累尼乌斯选择有关电解质方面的课题作为学位论文而乌普萨拉大学在这方面条件不足,于是他决定拜斯德歌尔摩大学的埃德隆教授为师。当时埃德隆教授正在研究和测量溶液的电导。埃德隆教授非常欢迎阿累尼乌斯的到来,在教授的指导下,阿累尼乌斯研究浓度很稀的电解质溶液的电导。

这个选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选题,阿累尼乌斯就不可能创立电离学说了。在实验室里,他夜以继日地重复着枯燥无味的实验,整天与溶液、电极、电流计、电压计打交道,这样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两年。

以“及格”的三等成绩“勉强获得博士学位”

实验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对实验结果的思考。1883年春天,阿累尼乌斯已经完成了足够的实验,他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实验室,回到乡下的老家。离开了那些电极、烧杯等设备,开始探索实验数据背后的规律。

在实验中,阿累尼乌斯发现,很稀的溶液通电后的反应与浓溶液相比,规律要简单得多。以前的化学家也发现了在浓溶液中加入水之后,电流就比较容易通过,甚至已经发现加水的多少与电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然而他们却很少去想一想,电流和溶液浓度之间的关系。

通过实验和计算,阿累尼乌斯发现,电解质溶液的浓度对导电性有明显的影响。“浓溶液和稀溶液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阿累尼乌斯反复思考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浓溶液加了水就变成稀溶液了,可水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阿累尼乌斯静静地躺在床上,顺着这个思路住下想:“纯净的水不导电,纯净的固体食盐也不导电,把食盐溶解到水里,盐水就导电了。水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阿累尼乌斯坐起来,决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想起英国科学家法拉第1834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只有在通电的条件下,电解质才会分解为带电的离子。”“是不是食盐(化学名称是氯化钠)溶解在水里就电离成为氯离子和钠离子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因为法拉弟认为:“只有电流才能产生离子。”可是现在食盐溶解在水里就能产生离子,与法拉第的观点不一样。不要小看法拉第这个人,虽然1867年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对物理上的一些观点在当时还是金科玉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想清楚,氯是一种有毒的黄绿色气体,盐水里有氯,并没有哪个人因为喝了盐水而中毒,看来氯离子和氯原子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因为离子带电,原子不带电。那时候,人们还不清楚原子的构造,也不清楚分子的结构。阿累尼乌斯能有这样的想象能力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

1883年5月,阿累尼乌斯带着论文回到乌普萨拉大学,向化学教授克莱夫请教。阿累尼乌斯向他详细地解释了电离理论,但是克莱夫对于理论不感兴趣,只说了一句:“这个理论纯粹是空想,我无法相信。”

克莱夫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实验化学家,他已经发现了两种化学元素:钬和铥。他的这种态度给满怀信心的阿累尼乌斯当头一棒,他知道要通过博士论文并非易事,虽然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实验数据并没有错,但是要说服乌普萨拉大学那一帮既保守又挑剔的教授们谈何容易。阿累尼乌斯小心翼翼地准备着他的论文,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能过份与传统的理论对抗。

4小时的答辩终于过去了,阿累尼乌斯如坐针毡,因为阿累尼乌斯的材料和数据都很充分,教授们又查看了他大学读书时所有的成绩,他的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的考试成绩都非常好,答辩委员会认为虽然论文不是很好,但仍然可以以“及格”的三等成绩“勉强获得博士学位”。 艰难的被承认之路

博士学位得到了,但是电离学说却不被人理解,特别在瑞典国内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决定向国外寻找有力的支持者。当然是要找一些有创新能力、有新观点的人。

他道德想到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克劳修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作出很大贡献,又被认为是电化学的预言者,但是克劳修斯年老体弱,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 阿累尼乌斯也想得到德国化学家耶尔的支持。迈耶尔曾经独立地提出过元素周期律,也是一位很有威望的化学家,但是迈耶尔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麻木不仁。在里加工学院任教的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对阿累尼乌斯的态度却是另一番景象。1884年6月的某一天,发生了三件使奥斯特瓦尔德难忘的事情:他牙疼得厉害;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他读到了阿累尼乌斯寄来的论文。奥斯特瓦尔德忍着牙痛,反复看了好几遍,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观点是可取的。并且立刻意识到,阿累尼乌斯正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离子化学。喜欢动手做实验的奥斯特瓦尔德立刻着手通过实验来证实阿累尼乌斯电离理论的正确性。

随后,奥斯特瓦尔德决定去瑞典会见阿累尼乌斯,探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这一年暑假,两位学者在乌普萨拉会面了,这是他们毕生友谊和合作的开端。

由于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阿累尼乌斯获得了出国做五年访问学者的资格。阿累尼乌斯先后在里加和莱比锡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实验室里工作,又与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柯名单劳希、玻耳兹曼、范特霍夫等人进行了工作接触。特别是范特霍夫,他的研究工作中经常需要用电离学说来解释一些发生的现象。当他们相见的时候,非常亲热,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阿累尼乌斯在困难的时候找到了知音。著名学者奥斯特瓦尔德和范特霍夫的支持,使他的电离学说开始逐步被世人所承认。

随着他们三个人的共同努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内部结构的逐步探明,电离学说最终被人们所接受了。原来反对电离学说的克莱夫教授还提议选举阿累尼乌斯为瑞典科学院院士。

1901年,开始首届评选诺贝尔奖的时候,阿累尼乌斯是物理奖的11个候选人之一,可惜落选了。1902年他又被提名诺贝尔化学奖,他也滑有被选上。1903年,评奖委员会很多人都推举阿累尼乌斯,但是,对于他应获得物理奖还是化学奖发生分歧。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提出给他一半物理奖,一半化学奖,这一方案过于奇特,被否定了。又提出他获奖问题延期至第二年,也被否决。电离学说在物理学和化学两个学科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人们一时很难确定他应该获得哪一个奖项。最后,阿累尼乌斯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崇高荣誉的诺贝尔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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