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徽商vs河北-河南有徽商银行吗

为什么徽商和晋商在清朝那么有名啊

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晋商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西商业资本的发展？社会传说和文字记述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唐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们的不少好友伙伴都参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李氏父子夺取政权后，这些好友也做了官，后来一些人在官场失意，走上了丝绸之路。“彼时苏杭绸缎还未发展，所销中亚一带之绸子，多系山西上党潞安一带之绸子，以及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绸子，其中潞绸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场而经营商业，会不会成为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数远比政界人物为多，从唐初山西从政人物看不出与山西商人的因果关系，而且也没有史料可资证明。倒是相反，商人资本发展，子弟入学读书踏上仕途的却有事例，恕不赘述。

第二种，明末李自成的遗金是山西商人的原始资本。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持打求金银，及李自成由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熔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据卫聚贤调查，孙郅的高祖孙高山的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孙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么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实，“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晋商万荣县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业户。民间传说，“潘家发家的起因，是在莱河老城东门外灵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据《荣河县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荣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记载，潘家商业资本来自李自成遗金。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李自成军队经过山西，把从北京带来的黄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后康（亢）氏拾得黄金八百万两．成了票号资大的来源。李自成败退时有无遗金，未见实证，即使真有遗金一事，亦非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来源。因为明代中后期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尚无李自成起义，这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机会能够拾得遗金的人毕竟是个别人，能成为山西

商人资本的原始资本吗？恐怕都是附会之词。

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中说：“内地商业资本的发展，如山陕商人，则靠着宠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的丰富资源，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地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国有很多地区农业条件比山西好，它们的农业积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却没有形成像山西商人这样的商人势力。

第四种意见，历代王朝均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运城盐池是山西商人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长芦盐、淮盐比运城潞盐在数量、质量、销路上都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那里就没有出现著名商人势力？相反却由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垄断了淮盐贸易？

第五种意见，认为山西的平阳、安邑、晋阳等地曾几度建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这是造成山西人经商多的原因。其实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后山西未曾建过都，但山西商人的发展却是在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代，这又如何解释？

还有人说，山西人贫志劣，贪图小利，善积蓄。这恐怕更是无法成立的。

中国十大商帮的十大商帮

也可称：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秦商）、山东商帮、福建商帮(福建商帮、潮汕商帮，广义包括台湾、新加坡等闽语民系）、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潮商、广府、客家）、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山西商帮 徽州商帮陕西商帮 山东商帮 福建商帮 洞庭商帮 广东商帮（潮州帮、广府） 江右商帮 龙游商帮 宁波商帮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的兴衰。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

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而不能等同于安徽商人，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的渊源。“潮商”，是潮汕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汕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汕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

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中国明清三大商帮 晋商徽商陨落 仅存潮商

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当时商帮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出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依然挺立。

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几乎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的渗透力更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明清时期徽商控制长江、淮河水运要道，分布范围更遍及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云贵、山东、河北、北京、东北，甚至远征日本从事商贸活动。“无徽不成商”道尽了当时徽商势力之旺盛。

而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真正强大起来已经是近代、现代的事情了。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格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

关于《徽商》的故事。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起源于东晋，脱颖于唐宋，发展于元末明初，鼎盛于清代前期和中期，衰败于清代晚期，前后长达600余年，在中国商界称雄300余年。

1、《徽商》的兴起：

徽州本土的主体经济结构是山林经济,它本身是盈缺待补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于林只为柴;境内多茶叶,但茶叶过多也只为草,因此需要输出去,通过商业贸易,方才能换取徽民的所需。

于是为治生计,徽民们多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们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总是毫不犹豫把自己在“十二、三岁”时“往外一丢”。徽人经商就这样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2、《徽商》发展历程

早期的徽商从事的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本土盛产的茶、木、瓷土等物产输出去,以换取徽州所缺的粮布、盐等的互补贸易,经营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

明代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

明以后,则不仅经营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经营着全国各地的木材,并且成长性更强。

此后，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2]?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

因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兴起，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1、徽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2、晋商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

3、潮商

潮商的雏形在中原移民陆续经莆田进入潮汕后开始出现，而后因地少人多原因又继续往南洋前进，于明清形成世界级海盗团体，1850年鸦片战争前后，潮州商帮出资帮助清朝清剿太平军。因此曾获鸦片专卖特权。

4、甬商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徽商

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徽商和晋商为例说明何为儒商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代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现在许多电视剧都在讲他们的故事，许多人都在研究他们的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而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文化渊源，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徽商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而且到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

与徽商几乎同时崛起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尊奉的则是山西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晋商获取的巨大财富，对整个山西民风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出现了一种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的现象。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作为结果整个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下结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中国五大戏曲分别产生于那五个省?

京剧（安徽省）、越剧（浙江）、黄梅戏（安徽）、评剧（河北）、豫剧（河南）。

1、京剧

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场景布置注重写意，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三鼎甲“榜首”。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

同时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内开始快速发展，直至民国得到空前的繁荣。

京剧走遍世界各地，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媒介。在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越剧

越剧（汉语拼音为yuèjù，英语为Yue Opera）——中国第二大剧种，有第二国剧之称 ，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 ，有观点认为是“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依次为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之一。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艺术流派纷呈，公认的就有十三大流派之多。

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广大南方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大部北方地区，鼎盛时期除西藏、广东、广西等少数省、自治区外，全国都有专业剧团存在。

越剧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黄梅戏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

黄梅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香港、台湾等地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

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早于唐代时期，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清，黄梅县戏风更盛。

黄梅戏前身即采茶调、采子、黄梅调等，后称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多云山区、太白湖畔的樵歌畈腔采茶调，形成于清道光年间，流播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周边的广袤区域。邢绣娘、余海先等一批先辈艺术家为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流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一曲《天仙配》让黄梅戏流行于大江南北，在海外亦有较高的声誉。

2006年5月20日，黄梅戏经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评剧

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是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位列中国五大戏曲剧种。曾有观点认为是中国第二大剧种。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对口莲花落”基础上形成，先是在河北农村流行，后进入唐山，称“唐山落子”。

20世纪20年代左右流行于东北地区，出现了一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影响下日趋成熟，出现了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流派。

1950年以后，以《小女婿》、《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秦香莲》等剧目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出现新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等著名演员。现在评剧仍在华北、东北一带流行。

评剧有东路、西路之分，而以东路评剧为主。

2006年5月20日，评剧经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豫剧

豫剧是中国最大的地方剧种，居全国各地方戏曲之首。2006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的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为163个，是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剧种，成为中国戏曲三鼎甲之榜眼。

豫剧旧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由于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曾叫“河南讴”。“豫剧”之名最早泛指河南各剧种。

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建国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

豫剧以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醇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广受各界人士欢迎。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故早期得名河南梆子。

据文化部统计，除河南省外，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甘肃、青海以及新疆、台湾等省市区都有专业豫剧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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